唐朝是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极其繁荣昌盛的一个朝代，在唐朝时期所制定的唐律也是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和优秀代表作品。

毫不夸张地说，唐律的立法思想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于后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有着无与伦比的重大影响。

唐律中规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唐朝之后的宋明清等朝代一直在沿用，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刑事责任划分

唐朝制定的刑事责任划分法律规定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

唐律制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其中蕴含的恤幼以及仁政爱民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规定的“三赦”之法。

其后历经秦汉、魏晋时期等多个朝代的不断发展，最后至唐朝发展至巅峰。

其制定的法律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就是唐朝统治者实行的宽仁慎刑的立法指导思想以及唐律引礼入律引入儒家的民本恤幼思想和维护传统封建等级制度。

唐朝所制定的唐律是中国封建历史上首次对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系统的划分。

唐律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分为了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七岁以上到十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相对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以及十岁以上到十五岁及以下的减轻刑事责任年龄这三个年龄阶段。

此外，还额外制定最低了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年龄追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以及贵族官僚子弟犯罪和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

这些法律规定不但反映了唐律中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系统性，而且还体现出了其维护封建礼制的伦理性，另外还表现出了对于刑事责任的减免的限制性。

唐朝统治者通过对于最低刑事责任的系统合理划分，达到其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弘扬儒家仁义思想以及保存大量人口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最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目的。

唐朝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后世中国的刑事责任划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在唐朝之后的上千年期间所历经的多个朝代。

对于唐律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规定都是全盘继承，甚至可以说是原文照搬，达到了一字不差的夸张程度。

从这也可以看出唐朝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立法规定是多么的系统与完善。

并且，唐律中对于倡导民众尊老爱幼的道德教化的法律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中国的立法也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唐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至巅峰的一个朝代。

唐律更是中国古代立法技术之大成作品，其中规定的许多法律制度和立法思想，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法律制度。

唐律蕴含着唐朝以来法学家们的思想精华，但是目前法学界对于唐律中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具体规定却很少有进行深入研究，更加没有专门针对唐朝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分析比较研究。

因此，尝试研究唐朝期间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制度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首先从具体法律制度相关规定出发，梳理唐朝之前的历史沿革，然后分析唐律中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法律思想渊源。

之后对于其具体立法内容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总结，最后得出其所具有的重要特点以及对于唐朝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探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对于后世封建中国相关法律制定的影响以及对于现代中国立法方面的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朝代法制一脉相承，法治思想渊源久远，因此，对于唐律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能孤立于某一朝代进行研究。

而是应该顺承着历史的脉络，探究古代法律思想自形成到发展最后大成的各个阶段。

二、唐朝之前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制度

对于唐朝之前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制度研究，秦汉时期由于距今较远，没有完整严谨的官方法律文献进行参考，因此目前学界对于秦汉时期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一些争议。

对于秦朝时期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目前学界共识是以身高为判定标准。王立民、何松山、谢冬慧等认为依据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的相关案例，男子身高六尺五、女子身高六尺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最低标准。

但以方潇为代表则认为依据秦朝的立法精神和治国理念，无论男女老幼一旦触犯刑律都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身高不能作为判断是否应该依据法律判决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必须标准，而只是对该行为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大小存在影响。

学界对于汉代刑事责任承担标准相关研究较少，谭阿勇在《汉代恤刑制度考》一文中指出，汉代的刑事责任年龄承担标准是以皇帝的诏书为依据。

从汉惠帝开始对于十岁以下无论何罪的人都处以完刑，之后经过汉朝多个皇帝如景帝、平帝、成帝等不断下达皇帝的诏令。

对于西汉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给予刑罚减免，而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则规定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给以刑罚减免。

而定位至研究唐朝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参考文献同样较少。大部分认为唐律中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制定是恤幼思想的体现以及本质上为了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

如祝小琴在《试论唐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认为唐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本质是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穆中杰则认为唐律制定的本质与其他封建朝代相同都是出于维护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的目的，其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制定不过是继承发展了自西周时期开始萌芽的矜老恤幼的思想理念。

李宇佳则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探析唐律疏议中刑事责任年龄的分类》中写到唐朝制定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一方面是考虑到幼童智力发育的不完善和行为能力的欠缺，体现出统治者矜老怜幼的法律思想。但其本质是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制度。

此外，还有一部分从自然秩序与礼法和谐的角度出发，探究唐律中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思想。

如孙宏亮认为唐律中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的法律规定，其立法表面是实行引礼入律，究其本质是为了维护自然秩序。

纵观唐律五百零二条法律规定，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礼法制度，实际上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和秩序稳定。

收集自西周以来有关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包括《睡虎地秦墓竹简》《岳麓书院藏秦简》《史记》《汉书》《后汉书》《唐律疏议》等。

重点厘清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在历朝历代法律规定的立法历史变迁和适用条件，提炼出其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的法律思想精华，探究最低刑事责任法律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背景。

之后利用案例分析法，选取相关历史记载中的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归纳出典型案例的特点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立法思想和想要取得的司法实践价值，从而辅助研究当前朝代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制度规定的原因背景。

最后采用归纳和比较的研究方法，利用历史学学科知识，探究相关历史的真相，利用社会学学科知识，探究当时朝代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制度规定的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利用法律学学科知识，探究当时朝代法律制度规定的立法价值和司法实践效果。

最后综合运用多学科相关学科知识，分析归纳总结古代中国传统法制对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规定的本质，为当代中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法律规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对于唐朝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专门研究的及其相关学术成果较少。仅有少数对某个单一朝代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不只是单独研究唐朝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系统化体系化地从西周开始入手，顺着古代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梳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发展变化，以唐律中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分析法律发展的趋势。

不仅仅将研究目光局限于古代中国历史法律制度，同时结合现代刑法观念，分析比较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对比古今法律规定。

分析归纳提取出唐朝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其中蕴含的法律思想精华，为其在当代法律规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宽仁慎刑

《唐律疏议》在其制定的开篇就详细说明了其制定法律的目的是适用刑罚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

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礼制和道德社会发展。唐朝的统治者认为政令、教化的本质是为了道德和礼制的推行，刑罚只是推行政令教化的工具。

因此，对于法律的制定应该以仁德教化为主，刑罚惩戒为辅。在治国理政方面更是主张“安人宁国”的施政方针，推崇德政爱民、仁本刑末的以人为本的法律指导思想。

唐朝统治者在总结前隋统治者由盛转衰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其祸乱根源是君王开始独断专行，随意制定法律，导致法律混乱，最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灭亡。

因此，唐朝统治者尤其注重治下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法律的统一和权威性。唐太宗李世民在朝堂举行朝会时，都是谨言慎行深思熟虑才会下达诏令，唯恐因为不好的诏令而导致百姓的利益受损。

结语

从中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已经充分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想要长久维护其阶级统治，必须及时化解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保证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在得失之间的平衡与公正性。

中国古代从建立统一的王朝开始到一直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多个朝代更迭。

但对于未成年人的恤幼思想却在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之中。并且自西周开始逐步产生恤幼的思想萌芽。

后来历经多个朝代的不断发展，逐步建立起一个礼法合一的法律制度。最后到唐朝的法律规定表现出了明显的一准于礼、礼法高度融合的鲜明特征。